2023年4月1日，华中师范大学120周年校庆历史学科系列学术活动，桂子山史学·宗教史论坛暨“近代中国的宗教、性别与革命”青年论坛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近代史所刘清华副教授召集，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宗教社会史研究室、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研究群联合承办。论坛面向中青年学者，注重小而精的跨学科交流，旨在推进近代宗教史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和专家学者的热烈响应。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湖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科研单位的十余名学者专家参会。
部分与会学者于近代史所合影
开幕式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魏文享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刘国鹏先后致辞。马敏教授首先祝贺本次论坛顺利召开，对莅临本次论坛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和感谢。其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宗教史和中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做了简要回顾，介绍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指出“章开沅学术讲座”至今已成功举办29场，今年即将迎来疫情后首次来访的两位境外学者。马敏教授指出承继章先生的精神，致力于将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建成一个开放的资料中心，为此继续收集整理教会大学史和基督宗教史的相关资料，欢迎广大专家学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加以利用。此次有三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学者，马敏教授回顾了两所合作与交流的历史，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宗教史、尤其是基督宗教史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副主任刘国鹏指出，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是国内基督教宗教研究的一个重镇，从章先生开创至今已经有了三四代人的梯队建设。这样一个研究重镇的建设是来之不易的，这样的坚守是极为可贵的。当下我们应该寻求突围，创造一切条件来推动这个领域的研究和发展。刘国鹏强调青年论坛的旨意应是为了青年、支持青年，更要为青年学子创造条件使他们有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前景。
会议报告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的主题为“宗教与革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袁朝晖副教授主持，共五位特邀嘉宾做专题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周伟驰研究员报告《戊戌变法与新教文明论》。周老师旨在揭示康有为、梁启超和广学会的思想渊源，将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一书》和《上清帝第二书》两者对比，尤其以康有为《万国公报》“两会本”和“文津本”为材料，探寻康梁思想渊源受早期传教士的影响，还就康梁改革派的部分文章做了来源的探究，以列表统计的方式举出了梁启超提议的一些实业改革措施，阐发了康梁受新教文明论启发，由新教文明论演变为宗教救国论，区别在于康梁将基督教变为孔教，但缺少政教分离思想。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邱志红副研究员报告《新西兰长老会传教士对晚清中国历史文化的探讨：以唐愿高、麦沾恩相关著述为中心》。报告中邱老师展示了丰富的新西兰长老会传教士原始档案文献和图片，并以唐愿高（Alexander Don）和麦沾恩（George H. McNuer）为代表的广东乡村传教团（CVM）向淘金华工传教为例，注意到了传教士与海外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旨在补充以往鲜被学界关注的新西兰教会史，以及传教士如何面向华人华侨的传教活动，探求这样的对华传教格局如何形成。同时对唐愿高的The Llin-nen (新宁) Variation of Cantonese、麦沾恩的《梁发传》等著作中关于晚清时期台山话语音、太平天国等史事的记录等进行了初步阐释。
山东大学刘家峰教授报告《觉醒时代：诚静怡与基督教的中国化（1910-1937）》。刘教授所用“觉醒”一词指一代基督徒、一代基督教领袖的觉醒，指的是将基督教由一个西来的宗教、差会变为一个中国化的宗教。近代基督教的历史就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历史，基督教从完全西来的到中西方共管的最后到由中国人“自传、自治、自养”的“三自”教会。诚静怡正是持此观点的人，他最大的贡献正是中国该怎么过渡，他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和方法，其思想简要总结就是中西教会要合一，不要搞对抗、也不要脱钩。通过对诚静怡的个案研究可以揭示这一代基督徒的成长史。
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教师张乐报告《由私入公：民国时期蒋介石宗教信仰的自我表达》。张老师以蒋介石的宗教信仰的表达为主题，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他的婚礼时期，此时蒋是非基督徒，没有基督教信仰，也就无意于宗教信仰的表达：第二阶段为他的洗礼，此时蒋的宗教身份为教会所认知：第三阶段为西安事变后，蒋先后在1937和1938年的复活节发布证道词，向社会公众表明他的基督教信仰。由此蒋介石宗教信仰的自我表达经历了由家族到教会再到社会的过程。之后张老师还比较了蒋介石、孙中山和冯玉祥的区别，旨在揭示中国的政教分离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刘国鹏副研究员报告《1900年以来中国学者研究徐光启述要》。刘老师主要从专著类、传记、年谱、文集以及关于徐光启著作的整理方面，将1900年以来学界对徐光启的研究做了回顾和综述，大部分资料截止至2011年。指出学界对徐光启的研究一般是从宗教和科学角度，但事实上他的这种影响渗透到到各个方面，比如说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经济史、军事、中西文化交流史、外交史、甚至包括农业史等等。
论坛现场
下半场的主题为“宗教与性别”，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刘清华副教授主持，共五位特邀嘉宾做专题发言。作为国内学界研究天主教贞女的资深学者，湖北大学康志杰教授报告《“苦难的模式”抑或“被模塑成功的角色”？基督宗教女性研究的回溯、意义与再思考》，以此反思国内对该领域研究的不同治学路径和不同的看法。康教授分享了十余年来自身关注基督宗教女性的问题，以自己进行田野调查和查档案的实际经验为例，劝告广大青年学生积极从事史学研究，更提供了很多极具价值的史学选题，这充分展现康老师兢兢业业的史学精神，也极大鼓舞了青年学生。
中南民族大学聂利老师报告《边缘与中心：美北浸信会女传教士斐姑娘研究再反思》。聂老师以一个美国女传教士斐姑娘（Adele M. Fielde）的传奇人生为研究对象，探求女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和传教心理，尤其斐姑娘的传教对象主要是晚清潮汕地区妇女，对此做研究来探求她作为一个传教士怎样书写东方，比如说书写中国妇女的女性形象，以及斐姑娘的人生是一个处在东西方文化互动交流影响之下的结果。聂老师还提出正在思考斐姑娘的个案研究如何推进，如何进一步展开跨学科的交流与对话。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李明慧老师目前在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访学，是本次论坛唯一线上报告的学者，其主题是《一位英国女医的故事：来华传教士包惠达的医学实践与人生》。李老师以医疗传教士包惠达（Hilda Byles）为代表，通过丰富的档案资料展示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的医学实践和传教生活，并探究他们的医学实践和传教生活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李老师在报告中指出，来华医疗传教士的学习背景、医学水平有其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与性别相关。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自英国的男性医疗传教士和女性医疗传教士在英所学习的知识、掌握的技能是有差别的。此外还介绍了包惠达在汉口伦敦会妇婴医院的医疗工作以及与中国妇女的交往。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涛报告《从“归命基督”到“畅敷佛化”：张纯一改宗信仰考述》。李涛主要是做近代的佛教史研究，从佛教与政治互动的角度，重新考察探寻近代佛教革新运动。他以张纯一这个传统的儒家士人归命基督再改宗佛教的人生经历为主线，一方面揭示1920年代佛教与诸多教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张纯一的案例展示中西文化交织的近代中国。探究张纯一作为宗教信仰者，当信仰与时代交流潮流相汇合时，如何自我调适和选择。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谭娟老师报告《近代中国的生育控制与人口转型》。谭老师从近代生育控制的政策、生育控制的技术和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考察人口的转型。其次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指出计划生育为女性提供了生育控制的手段，女性获得了“不生”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获得了完全的生育自主权。最后探讨了当代中国婚姻市场中所谓“剩男”与“剩女”问题。
上下两场专题报告结束后，随即由彭剑、徐炳三、王闯三位学者展开评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彭剑教授指出，宗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同近代革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在周老师关于太平天国思想源流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某些宗教的因素夹杂在革命之中，等待着我们去揭示。此外，性别角度在革命史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女性在革命中得到解放，对于革命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徐炳三教授分享了宗教史研究的四点认识。一是任何研究都要立足于一个具体的基础学科，这决定了研究的“路子”。二是在本学科的基础上，注重学科的交叉，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多借鉴别的领域的理论方法。三是关于内史与外史的研究，以前通常说，教内学者比较偏重内史，教外的学者比较偏重外史，但实际上到现在内外不分、两者结合。四是宗教史研究的突围之道，最关键的是如何去做、用什么来做宗教研究，例如用宗教史的文献做近代史，强调不同的思路做同样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要学会用“两条腿走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问题都能在基督教的文献中找到对应的部分，研究领域就被扩大。未来希望从多个方面推进研究，各位学者多多交流，从不同角度把同一个问题丰富完善。
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王闯副教授谈论了他所关注的几个近代宗教史问题。首先是道教的近代转型，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不多。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根支柱，学界对佛教和儒学的近代转型讨论甚多，而道教在近代究竟发生了什么，遭遇了什么？这个问题还需要通过发掘更多档案、史志等资料去回答。其次是基督教对近代佛、道教确立“宗教自我意识”的影响。传统语境中的佛、道教之“教”，指的是教化。宗教一词由日本人翻译英文religion而来，该词在近代中国被接受，促使佛道教开始在“宗教”层面上重新确立新的自我意识，民国佛、道教会的建立，就是这个过程的体现。
评议及交流结束，论坛召集人刘清华副教授作简短总结。此次青年论坛是后疫情时代大家共同的期待与成果，是前辈学人广结善缘的重启，对前辈学人最好的纪念即是传承与交流。“资深青年”与年轻学人相互砥砺，既有以往学科研究的总结与反思，又有最新档案史料的开拓与阐发。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科有基督宗教、道家道教的研究传统，我们致力将宗教问题纳入主流的政治史、思想史与社会史等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考察。此次论坛将宗教与性别、革命两个传统而又颇具现实意义的主题相结合，充分体现了本领域学者的学术关切。刘老师对出席此次论坛的各位领导与学者再次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今后继续精诚协作、扩大开放，就宗教史研究中的交叉问题展开深入研讨，以期进一步拓宽有中国思考、本土关怀的宗教史研究。
部分与会学者桂子山晚樱合影
